白米炸彈客
「忍無可忍，就不用再忍了。」
台灣這個國家，或說，這個社會，充滿著矛盾的標記。渺小，卻孕育著許多強大的台灣之光；多元，卻充滿著族群的對立與冷漠；熱情，卻經常被外人忽視我們的熱情；堅毅，卻又凸顯出對自家定位迷惘的無語。
我們是一個國家嗎？如果是，為何在國際上見不得光。
我們是一個地區嗎？如果不是，為什麼我們在國際上的公共場合揮舞國旗卻經常受阻？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或許是政治的問題，但是你認不認同台灣則是生長在此的你，身為一個台灣的公民必須要捫心自問的問題。或許有些人覺得筆者這些開場白沉重了，但如今這部片是要呈現一件曾經發生在你我身邊的故事時，切身的思考因而顯得重要。
2003至2004年的楊儒門因為屢屢向農委會陳情、投書報紙等，皆得不到回應，進而陸續於全台或大或小的公共場合放置爆炸程度從類似鞭炮到足以產生較為大型火花的爆裂物，希望能激起政府重視加入WTO的同時，未能考量台灣農業當時的困境。
一如陳為廷衝上講台要求教育部長蔣偉寧道歉，一如反服貿的學生攻佔立法院，在這些事件上，總有人會扣上「禮貌」、「違法」「妨害公眾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帽子。從小處來看，這些事件的確都有待商榷的瑕疵，為何不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呢？一定要這樣吵鬧，一定要搞得這麼大嗎？為什麼不先冷靜思考呢？
答案是：「如果只要寫寫陳情書，用散步的方式經過公家機關，搖搖標語、唱唱歌，就能獲得實質的回應的話，沒有人願意流汗、流血、流淚，畢竟，大家都有自己的日子要過。」
電影中有個橋段是這樣的，媒體評論者的聲音搭配新聞畫面：「嫌犯一定是個高級知識分子，這是典型的智慧犯罪。」一句話盡顯無知與歧視，彷彿能關心農業議題的人要很有學歷，或者反過來說，從事農業工作的人都很愚昧？而楊儒門恰巧不是知識分子，卻對於台灣加入WTO對農業造成的衝擊，充滿危機意識，影片也刻意提及與當時的前總統李登輝身為農業經濟學家的部分，加以對照。
區域性的經濟整合是台灣不能迴避的方向，或說必經之路。簡單來說，台灣內需市場太小又無天然資源，經濟發展已從過去的十大建設中走過「開發中國家」，到如今的「已開發國家」，我們若不加入區域經濟的聯盟或簽署相關的協議，等於自斷前程。然而，我們的政府卻只急於「加入」而不學習「有所準備的加入」，這一點從當年加入WTO，到如今ECFA中的服貿協議，政府仍然不思改進。
楊儒門有感於政府在加入WTO之前就已經對農業採取放任式，甚至是放棄式的管理。當政府需要哪一塊地的時候，就前來低價徵收，說是蓋工廠、蓋房子，增加就業機會，有何不好？但在楊儒們眼中，他們沒辦一口法拒絕，也沒辦法一口答應，因為既要農民放棄一生固守的農地，又要在代價不對等的情況下或多或少地，扣上「落伍」、「跟不上時代」、「不配合」的帽子，這顯然是一道沒有充分自由的是非題。
「沒有人是天生要讓人欺負的。」
這句台詞背後的深意，賦予了楊儒門的行為，一個重要的理由。
影片除了從楊儒門的生活中去探討這個角色當年所面臨的處境如何惡劣，也不斷透過子事件的逐步累積，勾勒出楊儒門後來放手一搏的姿態。鋪陳充足，但略顯生硬。他與女主角謝欣穎所飾演的「攪和角」之間互相影響的過程雖然很多，但劇情的安排像意思有到，卻不夠精簡的句子，總有些許的遲滯，令其中的化學效應未能以流暢的方式產生，也連帶影響全片的節奏，導致最後的結局有些貧弱。
站在劇情片的角度上，張力不足，但是站在不刻意渲染的角度上，《白米炸彈客》要呈現的事實已經很客觀了。卓立導演2009年的《獵豔》是部欠缺臨門一腳的作品，儘管從過去到現在經歷那麼多部國片大為鳴放的歲月，他仍然選擇了自己獨鍾的題材去挖掘，去試圖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或許說得不夠好，但這樣的過程也說明了他不願討好主流市場的心態，一種做自己的心態。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點也足以說明他為何拍攝了《白米炸彈客》。
回顧反媒體壟斷、反核四、反大埔拆遷案、關廠工人鐵道上的靜坐、多元成家的遊行，乃至於近期甫畫下逗號的太陽花學運，這些不公不義，或者說，這些刺激人民出面表達、表態、婊政府、婊媒體的一切，要通通在一部片電影中獲得啟發是很困難的，因為主題的差異。然而，主題的不同並不能分化台灣人民面對議題時，自主性的了解與行動，在脫下那些似是而非的倫理之帽後，筆者衷心企盼台灣能繼續拍攝這樣的電影，這樣紀錄歷史同時呼應台灣主體的作品，去激起更多的回顧與思考，激盪出更具生命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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